蔡純瑋（台大戲劇所研究生）
這次參加鄭南榕基金會舉辦的人權教案研習，收穫很多，千頭萬緒。會中有不少昔日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到現場分享經驗，其中，有一位陳新吉先生，最讓我印象深刻。他過去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被關了五年，現在是園區的導覽員。在午憩時間說願意帶我們去看看過去的押房，我就加入了這小小的隊伍。他帶我們穿過長廊，走進一間又一間的押房、檢查站、醫務室、錄音室。在福利部前，他指著玻璃櫥內的香蕉牌與樂園牌香菸，唱起他們以前在裡面唱的「菸酒歌」。在會客室前，他訴說幾段受難者與家屬會客的歷史，「只能會面十五分鐘，在這邊都說不出話來的，只能一直掉眼淚。」我看著會客室白色牆壁上「肅靜」兩個大字，覺得好難受。
這種直接和歷史空間及受難者對話的過程，讓我太震撼、太遺憾、也太羞愧。震撼的是白色恐怖的影響曾經如此強大，遺憾的是這些歷史不是被稀釋就是被要求廉價的原諒，羞愧的是，雖住在這片土地上，但對這些過往了解的太少。轉型正義是一條漫長且痛苦的路，但是不去了解歷史、不去面對真相，要怎麼對這塊土地產生情感？或許就如同會中老師所說的罷，只有當大多數人都開始關心，轉型正義才能實現。
除了政治人權，有些教案和會中討論所關心的是和環境、性別、工作等相關的人權議題，並且去思考可以怎麼融入教學，可以怎麼把這些人權教育和在地的空間作結合。這讓我想起兩年前的京都小旅行。秋天似乎是日本學生戶外教學的季節，在京都搭乘公車時，常常看到以小組為單位的學生，手上拿著學習單，自己搭公車前往目的地，參觀的則是充滿文化意涵的在地景點及建築。而我從小到大的戶外教學好像就是劍湖山、劍湖山、劍湖山。唯一好一點的好像是墾丁和七股鹽田，但也只是由旅行社的大哥大姊做觀光式的導覽。如果在做人權教育的時候，可以帶學生到像景美園區這樣的地點做戶外教學，我覺得會很有意義；畢竟那些歷史離解嚴前後出生的我們都太遠了，因此實際到這種地方，是會很有收穫的。
趁著空檔好好地逛了一下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園區將過去押犯人的押房保存下來，把值得保留的歷史空間留著，其他地方設計成了展示館，藉由文字說明和物品展示企圖重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生活經驗。跟著導覽，細看展場的文字說明和展覽文物，學到很多。雖然展區說明的大敘述裡面還是看不到加害者（而擠滿了受害者名單），但在某個文物區的展示說明中，偷偷藏了大意如下的文字：「這些創作傳達了在當時的威權統治下，蔣介石擁有左右受難者生死的極大權力。」雖然藏在這裡，但這樣的文字還是被寫出來了，我覺得是好的，也覺得這樣的空間實在很適合帶小朋友來做人權教育。透過會中老師的分享，才知道台灣陸陸續續有越來越多類似的空間，適合結合學校的人權教育。
在園區中，我看著受難者寫的遺書和他們為排解煩悶所做的各種繪畫雕塑音樂創作（有一張照片是看守所樂隊在蔣介石生日當天為他表演，真是太諷刺了），走進狹窄晦暗密不透風的牢房，想像他們是怎麼樣在這種空間待上一整天（除了15分鐘的放風時間），怎麼解釋人生中的這些荒謬，某些時候，或許是因為感同身受吧（我也不清楚明確的原因），眼淚就這樣掉了下來。
也因為這樣，我佩服起導覽的陳新吉先生，我不知道他是用甚麼樣的心情去看待這些曾經禁錮他靈魂的歷史空間。雖然他已獲得補償，但當他穿過這些走道，走過放風的空地，是否依然能舉起雙臂抵擋昔日的恐懼與惡夢？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從容地站在牢房裡分享過去？需要多強的社會責任感，才能讓他願意學習多媒體互動軟體，專業地站在我們這些年輕學子的面前操作展覽介面？我不知道。
會後和陳新吉大哥聊天，發現原來在他被關的這五年間，家人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沒有來看過他；他的母親在他被關的第二年以後就發瘋了。被釋放後，他回到台中（他讀台中一中），走近家門，看見精神分裂的母親，對著她說了好多句話，母親卻依然認不出他，甚至以為是警察要來抓人，一直拿著杯子往門外丟。這是讓人如親臨現場的口述歷史，陳新吉先生在我面前娓娓道來，而我卻哭個不停。
收穫良多，儘管千頭萬緒，且還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在學校修師資培育課時，會疑惑、會生氣，因為那些課常常讓我覺得教育似乎根本無用，讓我覺得我好像只是為了修滿學分、取得教師資格，至於自己究竟有沒有資格當個好老師，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自己也說不準。但這天的討論會上，卻讓我強烈覺得教育還是有其力量可以發揮，而且必須發揮，好像只要願意，其實自己是做的到的。
非常謝謝基金會舉辦了這樣的活動，讓我對台灣的人權發展與進程有新的了解和體會。我期望自己也能像你們一樣，對相關的議題越來越了解，並且能時常去想怎麼融合在學校教育裡，讓自己心中的樹苗長大、茁壯，然後有能力去照顧、影響其他的小樹苗。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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